主页 > D与生活 >「我会发病吗?」我们都可能站在悬崖边缘,轻声问着 >

「我会发病吗?」我们都可能站在悬崖边缘,轻声问着

「我会发病吗?」我们都可能站在悬崖边缘,轻声问着

其实我与文国士并不熟,除了知道他曾经念过犯罪学研究所,听过我几场演讲外,只有一、两次的网路交往──大约三、四年前吧,突然有位网友写信过来,说他在屏东偏乡担任教职,为了能让小朋友学习英文,需要一些电子辞典,希望我能够上网公开募集的讯息。我觉得很有意义,于是就帮了个小忙。然后两年前因为精神疾病患者的犯罪事件,我与国国又有了一次交集,这次的交集,正是这篇推荐文的真正源头──

国国给我了一篇名为〈我会发病吗?〉的文稿,内容讲述了自己的生平。双亲都是心因性的思觉失调症患者,而他本人有高度的发病率,但是其实如果社会能够对这类的精神病患多点关怀,那幺或许这些人就可以较为顺畅地度过人生,而不是整日只能吃一大堆药,最后不是毁了自己,就是毁了别人的人生。而他自己则是心怀恐惧,努力地往前走。

这篇〈我会发病吗?〉的文稿出奇地文字通畅,字字触动我的情绪。文中的一段话说着:

「你会发病吗?」

当我们这样质疑的时候,我们以为这一切只跟基因有关,认为疯癫和正常之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,而我们是站在线的这头以关心之名,实际带着各种推敲与臆测,在剎那的唏嘘和叹息后,回到所谓正常人的生活里。

「我会发病吗?」

严格来讲,答案无论对我,或者对你,都是「我不确定」。

这个问题绝对不专属于我,它曾经属于那些已经发病的病友们,也属于每一个在这个当下所谓的正常人。

这段话,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达了正常与异常间模糊的分界,但在实际的生活中,却被大多数的人划出了一道明显的界线。国国隐约地描绘出现今的「知识」是如何地在活生生的人之间,划出区隔,以及人们是如何地基于安全与恐惧的本性,做出区隔。国国不是傅柯,也不是阿甘班(Giorgio Agamben,义大利思想家),但却正确地表达了当代伟大学者的所述。

本文在网路上公布后,立即有出版社传讯息过来,想替这位网友出书。我与国国联络了,不料他回应说他已经答应别家出版社,所以只好向隅。


数天前,国国寄来完稿,我一口气读完,感受依然深刻。在与〈我会发病吗?〉的文稿相通之处,国国写着:

在正常和疯癫、「我们」与「他们」的分界上,其实总可以找到彼此的叠影。我们可能也会排斥异己、拒绝包容,他们则也能接纳多元、理解差异,我们也会思路混沌,表现得冷漠无情,而他们也有思绪清晰、情感丰沛的时候。

若撇开二分法,诚实地去谛听这些生命,也许将进一步地发现原来都只是自己故事的另一个版本。

我们与他们,从来就没有那幺不同。

以上的这段话,是他的亲身体验,娓娓道来,但同时又是如此深刻。不过,真正吸引我的不是以上对于正常与异常间区隔的观察,而是一位被社会以及自己逼到这个区隔的边缘,充满了不安与焦躁的个人,是如何摆脱这个桎梏而开创自己的未来,甚至将自己的人生经验运用到与其相关的人际关係上的故事。其实,本书的后半段已经超越了一个精神病患之子是如何摆脱桎梏,寻获生存意义的框架,而是更进一步扩及到「面对一位站在悬崖边缘的人,你能够做什幺」的境界。


于本书的后半段,国国首先谈到被社会、被语言所形构出来的「爱」,其实是个沉重的负担,过度地重视或囿陷于内,是会令人窒息的。事实上,实际体验中的「恨」,有时可以协助个人摆脱这个桎梏,不过始终都只有「恨」的话,也无法获得最终的解脱或昇华。所以,最后作为救赎的「放下」,与成就人生的「真爱」,才是我们赖以生存,赖以活得有意义的关键。

「放下」可以让我们不受限于过去,而「真爱」则是「放下」后或许可以得到的协助,藉此人们可扩展未来。这个「真爱」的内涵或许仅是真挚的亲情或爱情,或许是个物质上的协助,但更重要的,「真爱」就仅是个羁绊,一个值得信赖的依靠而已。在一段信赖关係中,单纯的一个拥抱,单纯的一个轻声安慰,对站在悬崖边的人而言,都有可能是个重要的转折。不需过度介入他人的人生,也不需过度地设身处地发挥同理心,一个轻轻的拥抱或安慰,都有可能会激发他人的生存欲望,促成其深深的内省。


国国于本书的最后,谈到他在台北当补习班课辅老师,以及其后离开补习班去当「为台湾而教」TFT的老师时的一些故事,在这些故事里面,他描述了自己以爱与羁绊替「小人类」们挪开挡路石头的经验。他说:「教育最美的风景,不是望子成龙的期待得以兑现,而是陪伴一个生命的蜕变。」

或许听起来有点矫情,但我被这句话打动了。我教的是菁英中的菁英,大部分都成就非凡,所以师生间的关係难有以上的羁绊。安慰与拥抱?算了,能够不互相嘲讽就算是不错了。不过,也不是没有例外。

多年前,我还是副教授的时候,一年级的「刑法总则」班上有位女同学,很少来上课,只要出现在课堂上就是全副武装,口罩、头套、包覆全身的厚重衣物。我询问之下才发现,这位同学得到遗传性的慢性关节炎,无法长期待在课堂上,都是同学将上课的内容录音下来带到医院去给她听,同时也提供上课笔记给她複习。有次,我联络上在病院的她,约在我的研究室见个一面。在炎热的夏天,她仍然全副武装地待在研究室外头的会客室等我。大约一个小时的会谈,我知道了她是因为想替妈妈出口气,才来台大念书的。祖父一直都在抱怨她的妈妈把遗传性疾病带到夫家,为了替自己与妈妈争口气,她想念台大法律系,好似这样就能证明她们的存在价值。我知道台大法律的沉重课业不是她的身体可以撑得住的,但并没有点明,也没有讚扬她的薛西佛斯精神,而仅是轻声道个加油,然后在期末考的时候,要求我的教学助理到台大医院的病房用口试的方式进行考试。那个学期,她得到了全班最高分。

之后,在她第二学年时,我仍旧利用人际关係,要求其他的老师给予同样的协助。然后就没消息了。我大概知道结果,虽然觉得遗憾,但没有感到后悔。我透过这个经验,在《少年事件处理法》的理论中创造了同心圆的架构,也再度地肯认了健全成长发达的精神。真正活得有价值、活得璀璨的人,不是我,而是她。


读这本书的同时,我感受到我与文国士这个人的交集,一个不是物理性而是精神上的交集。恭喜文国士写出自己的生活经验,也恭喜他的再生,更恭喜所有与他有关係并获得滋养的小人类。

上一篇: 下一篇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