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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谓的书评──无谓的盛宴的三个向度

前言:无谓的盛宴,作者高度介入[1]

由《半本》举办,历时三周的《无谓的盛宴》读书会于上周二(2016/09/27)完结。讨论角度多元,作为《半本》首次举办的读书会,反应良好。不同参与者各自以存在主义、精神分析、文本结构等角度切入文本,有参与者带出一个特殊观点:将此书当成米兰.昆德拉的「遗作」来阅读,得出的是另一种阅读经验。

理解文本时,「无谓的」明显比「盛宴」佔更大比例,「无谓」作为全书主题,像一种魔咒般笼罩书中各个人物,每人或多或少也做出「无谓」的行为。昆德拉甚至还在故事终章直接描写出他如何观看「无谓」——「无意义,我的朋友,这是存在的本质。它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。就算没有人想看到它,它也会出现……无意义,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它。」(《无》,155)这种无谓、无意义,是相对于「有意义」的,而何谓「有意义」?昆德拉结合了存在主义的「他人注视」、建立话语权来书写,下文将描述之。但无论如何,相较于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、《玩笑》、《搭车游戏》等作品,《无谓的盛宴》无疑更直白易读。

本文并不会花大量笔墨形容此书的写作手法,是以,先在前言里提出一点:后设书写与作者介入。《无》一书里,作者的痕迹非常明显,他以「我的朋友们」形容其中四位主角,让主角呼唤昆德拉为「主人」;暴力地插入(insert)物件,如故事其中一条线索:赫鲁晓夫的《回忆录》,就是昆德拉给主角夏勒的,在本文最末一节会讨论这点。同时,哈蒙又因作者的原故,年轻时学习黑格尔哲学,用以带动《无》的情节。这种后设书写,比〈轻〉更直截了当[2],让故事世界中的逻辑服膺于昆德拉的个人意志,他想说甚幺道理,人物们就得随着他的意思作出行动,堪称暴力介入。

〈第一部.主角登场〉中,昆德拉介绍了五个主角。亚澜、哈蒙、卡利班、夏勒、达德洛。前四者与昆德拉是「我的朋友—主人」的关係,他们会在夏勒的家里因着「主人」的意志来讨论事情。而达德洛则是故事中举行「盛宴」的人。故事会随着「主人」的意思来切换叙事方式、忽然加入物件,五人又各自带出或象徵着故事主旨(亚澜—恋母情结;哈蒙、卡利班、达德洛—存在主义;夏勒—历史维度)。五条交织的故事线里,昆德拉又插入史太林、赫鲁晓夫、加里宁等苏联领袖的故事,加深历史维度。

一、存在主义

达德洛作为「主人的朋友」以外的主角,他在故事开始时以为自己患癌,即将死去,并决定在三个星期后的生日举行一次「同时庆祝如此遥远的诞生以及如此迫近的死亡;他将举办一场双重的宴会。」(《无》,11)这个宴会是他最后的人生意义,他认为有人为他庆祝是快乐的,「胜过年华老去的羞惭」。面对死亡时,癌症如小灯泡般神秘,使他讚歎不已。在《存有与时间》中,海德格认为人「向死而存有」,人意识到自己将要死亡时,将会反思自己的人生目标、意义等。而《无》中的达德洛,为自己订立的目标就是一场「双重的宴会」。

可是,医生马上就告诉他,他没有癌症,一直以来也是虚惊一场。他的人生意义顿时被取消,成为空洞,化为乌有。不过,当另一主角哈蒙在公园里偶遇他时,他仍然撒谎隐瞒──他向哈蒙说他患癌,将在三个星期后举办双重宴会。宴会背后的意义是空的,是为「无谓的盛宴」。在哈蒙的描述里,达德洛是一个喜欢引起他人注目,享受欢呼与笑声的人,换句话来说,他是个活在「他人注视」下的人。在他人目光下,他选择最受人注目的表演形式,却使自己不得不困在无谓的谎言之中。

除了达德洛外,亦有另外一位主角被困于「他人注视」中难以自拔。卡利班在第一部(主角登场)中没有出场,只被提及过名字。而在〈第四部.他们都在寻找好心情〉里,昆德拉描写了这个角色的背景: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演员,最后一次登台时,演的是莎士比亚《暴风雨》里的那个野蛮的卡利班(Caliban)。「朋友们对他的演出实在太着迷了,于是决定用这个让人想起他演出的名字叫他。」(《无》,71)卡利班是谁?十八、十九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字典《约翰逊字典》(Johnson’s Dictionary)就在“Curse”一条里就引用了《暴风雨》中又疯又丑的「卡利班」台词:“I know (not) how to curse!”[3]来突显出这个字词背后的癫狂意味。在小说里,昆德拉让角色们以这个名字来形容卡利班,他的原名从未被提及过,这突显出他在朋友眼中的疯汉形象。

而且,卡利班的行为亦真的带着一种无谓的荒谬。他在最后一次演出后失业,辗转经过一段时间后,就帮助夏勒当酒会服务生。但他却并不是个简单的服务生,他自觉要延续演员的天职──他装成一个巴基斯坦人,口里唸着自创的「巴基斯坦语」。他认为「一个演员扮演的角色距离真实生活越遥远,演出的成绩就越辉煌。」(《无》,72)只不过这种扮演也是无谓的,也使他非常痛苦。「虽然这两个朋友在最初几场酒会还挺乐的,卡利班还是很快就开始怀疑这苦心经营的神秘感根本毫无意义……他成了一个没有观众的演员。」(《无》,73)他的演出已经不是为了他人,这个「巴基斯坦」角色已经成为了他的本质。在他人的注视下,他将无意义地一路扮演这个身份角色。

到了后来,卡利班在协助夏勒举办那场为达德洛庆祝的「无谓的双重盛宴」时,他必须身为巴基斯坦人而「语言不通」,而达德洛家中的女佣是葡萄牙人,她不喜欢法语,于是就自觉和达德洛一样是「异乡人」。她们就以互不相通的语言沟通,两人却因此更加靠近。(《无》,74)但达德洛的女儿却因某些原因不喜欢这个女佣,经常对她喝骂。到宴会结束后,女佣以法语向卡利班示爱和诉说她被欺侮的悲伤,但卡利班却因装作一个巴基斯坦人,又不愿意(而且没有办法)忽然拆开这个面具,唯有与这个女佣吻别,哀愁地离去。这种无法拆开面具的悲剧,哈蒙形容为「(其他人)会认为你一定是有甚幺暧昧的理由才会隐藏自己的身份!你会解释说你的巴基斯坦话是在开玩笑。但警察会笑,怎幺会有这幺蠢的说辞!」(《无》,104)这就是沙特的「他人注视」、「他人则地狱」,每人都被他人的目光限制着,无法脱离自身以往的选择。

但这个故事结构是不是非常熟悉?是的,在昆德拉的前作《搭车游戏》中,一对互相戴上面具,伪装成奸夫淫妇的年轻情侣就因为戴面具后伪装得太过逼真,甚至在他人的注视下越扮演越起劲,到最后都遗忘了自己的原始身份。一个「我们回不去了」的悲剧结局。「姑娘一边哭一边没完没了地重複着那句可怜的话:『我是我,我是我……』」(《搭》,42)并且,和卡利班一样,他们的操演是毫无意义的,是荒谬的,是无谓的。《无》一书里,存在主义、荒谬性[4]和身份建构都也运用得非常明显,甚至可以说有种过于浅显的操作。但是,除了明显的存在主义思潮外,还有更为浅露的精神分析运用。

二、伊底帕斯情结

在「性器期阶段」(phallic stage),幼儿开始对自己的性别有认知,并对自己的性器官有兴趣。同时,幼儿会对异性的父母产生性冲动,如果是恋母,即为「恋母情结」、「伊底帕斯情结」(Oedipus complex)。这是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重要理论。

在《无》的第三部「亚澜和夏勒经常想到他们的母亲」一节中,昆德拉揭示了亚澜的童年。他在故事之初看到公园中的女孩穿着露脐衣服,就衍生了关于肚脐的思考。在第三部里,他想起自己的单亲家庭,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遇到母亲时,他刚从游泳池上岸,母亲走过来碰了他的肚脐,然后转身离去。这时,他十岁。

亚澜经常幻想他的母亲,由于他没认识过她,只知道「母亲根本不想把他生下来,她根本不想要他这幺舒服地摊在小沙发里。她不想要他。」(《无》,79)这是和他相依为命,心思纤细又温和的父亲告诉他的。但是,在慾力(力比多,Libido)与典型恋母情结下,亚澜不断幻想他母亲的模样。他幻想母亲原本想要跳河自杀来防止他出生,却因他人阻止而失败、他幻想自己是父亲,和母亲做爱并体内射精、他幻想母亲和他说话;甚至,他把母亲的照片放在家里墙上,而和他相依为命的父亲却没有照片。

非常典型,也都非常直截了当。昆德拉几乎是害怕读者不能理解亚澜这个角色象徵恋母情结,一如他害怕读者不能理解卡利班、达德洛所面对的「他人注视」。父亲形象(Father figure)在亚澜幻想父母做爱时,代表着一种纯粹的恶,一种体内射精的坏蛋形象,「他这样做不是因为兴奋而盲目,而是一种意志,冷静盘算后的意志」。而母亲在他想像里则产生「比意志更强大的恨意,因为战败而更加凶猛的恨意。」(《无》,82)对于印象模糊的母亲,由于不理性的恋母情结,亚澜完全偏袒母亲。甚至,由于他是一场意外的产物──他精神分析自己——他生下来就必须向其他人道歉,得以赎罪。命运的拉扯,由一代传一代。是以亚澜在故事结尾甚至有反人类的梦境──杀死夏娃,让人类灭绝。

但我们先不讨论精神分析,也先不讨论灭绝人类吧。我们先集中在代际关係──上一代影响下一代这个命题上。在《无》中,昆德拉用这种精神分析来突显亚澜日常思想的荒谬性,也突显(某些)人的诞生源于无谓而意外的体内射精,衍生的是一连串「无谓」的思考。不过呢,这种书写是不是又很熟悉呢?我们回想一下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,「在做爱的时候,她在他耳边轻声说着:『小心!小心一点哪!』他却故意不小心。害她来不及找医生堕胎,只好赶紧嫁给了他。特丽莎就这幺生了下来。」(《轻》,53)而母亲后来自暴自弃的行为举止「不过是个粗鲁的手势,藉此抛弃她的青春和她的美丽。……在我看来,特丽莎是这个手势的延伸。」(《轻》,58)

命运一代接一代,这点在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已写过了。如同文初提及的扮演角色,也在《搭车游戏》写过了。甚至,连作者介入文本,在《轻》中的托马斯也是「我的朋友」。

三、对立统一:话语权

赫鲁晓夫的《回忆录》是怎样进入故事的呢,「是我们的主人给我的」、「他帮我画了几段重点。」(《无》,18-19)换言之,是昆德拉在故事中安插的情节推动装置之一,「我把赫鲁晓夫的这本书带给夏勒,让大家可以找一点乐子」(《无》,33)。至于画了甚幺重点,其实就是一段苏联政治笑话[5]──史太林向部属们吹嘘他枪法如神,有一次他滑雪了十三公里,大树上有二十四只山鹑,但他只有十二颗子弹。于是他先射下十二只山鹑,转身滑回家拿子弹,再回到这颗树前,再射十二发子弹,把牠们都打死了。

在《无》中的赫鲁晓夫回忆录里记载了这个小故事,史太林向部属说完这个故事后,他们的部属表面上唯唯诺诺,散会后到了厕所就咆哮大叫:「他说谎!他说谎!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。」(《无》,31)赫鲁晓夫是反抗者形象,但故事中有另一个「卑微者」──加里宁。加里宁被昆德拉描绘成一个摄护腺肥大的傀儡主席,一天到晚也得小便。但在史太林瞎扯的小故事面前,他不敢私自离席小便,以致史太林喜欢盯着他憋尿而扭曲的脸容,直到他失禁为止。「于是他(史太林)很快切入结尾,从桌边起身,带着一抹又开心又友善的微笑,宣布散会。」(《无》,41)

在昆德拉眼中,史太林其实对加里宁这种憋尿带着温情与同情──「他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痛苦,一种微小、具体、属于个人、可以理解的痛苦。……(史太林)甦醒了对一个受苦的人的爱。在他残暴的人生里,此刻宛如一次暂歇。」(《无》,44)甚至,他把康德出生的城市「柯尼斯堡」更名了「加里宁格勒[6]」,为着这种温情与憋尿时的英雄气慨。史太林可说是当时权势最大的人,在诸多苏联、俄罗斯的伟人里,他选了一个相对「无意义」的傀儡之名──加里宁──成为伟大的康德之城的名字。自此,无意义就笼罩在康德之城上。

「隐瞒—同情」结构贯穿全书,在先前的达德洛(伪装癌症)—哈蒙(被骗、同情);卡利班(伪装巴基斯坦藉)—女僕(被骗、同情及被同情者),至此也是加里宁(装没事)—史太林(同情)。一种无意义的同情,将使人的感情变佳,也使人多了些乐子。不过,除了隐瞒与同情,昆德拉尝试透过苏联领导人故事为我们带来甚幺?别忘了,在《轻》里,他也反思过苏联领导阶层的屎尿了──「史太林的儿子老是把厕所弄得很髒……(英国俘虏)经常骂他……史太林的儿子受不了这种侮辱……冲向战俘营四周的高压铁丝网。〔……〕为大便献出性命。可是为大便而死并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死。德国人为了向东延伸帝国版图而牺牲生命,俄国人为了将祖国势力向西推得更远而死,是的,这些人才是为了蠢事而死,他们的死毫无意义。相反的,史太林之子的死,在战争的普世愚行之中,是唯一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死。」(《轻》,180-182)是的,《无》又再次重覆前作了。但重覆以外,这次赫鲁晓夫《回忆录》却引伸了一个新的角度。

故事提及过不同哲学家,除了康德以外,在哈蒙思索「好心情」时,提过黑格尔的哲学(《无》,106),史太林在解释为「加里宁格勒」一城取名时,提及过康德的物自身与叔本华的表象。「如何在这片混乱中建立秩序?答案很清楚:把唯一的表象强加给每一个人。而我们要强加这个表象,只能透过一个在所有意志之上的意志。我就是这样做的……」(《无》,123)而所谓「无意义」的答案自此解开,黑格尔的「对立统一」,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对立,借着史太林的论述已被扬弃[7]。所谓有无意义,其实只差一个话语权。只要有话语权,「加里宁格勒」之名就能成立;只要有话语权,卡利班的无谓表演就能合理化;只要有话语权,达德洛就能举办酒会;只要有话语权,昆德拉就能硬塞剧情给角色去进行……有无意义,有无盛宴,有无故事性,也都不再重要了。

结尾、观景台

是以,「人们在生活中相遇、闲聊、讨论、争吵,却没有意识到大家在交谈的时候其实都站在远方,各自从一座座矗立于不同时间点的了望台发声。」(《无》,34)人们无法互相了解,沟通变得无意义。是以,故事中亚澜和女友虽然讨论範畴不同,但他们依然相处得愉快。无法理解而孤独,在《轻》中的「误解之词」也处理过了。「想要持续不断『自我提升』的人,总有一天会感到晕眩。晕眩是甚幺?害怕跌落吗?可是我们站在一座栏杆坚实的观景台上,有甚幺好晕眩的呢?……晕眩是想要坠落的欲望,随即而来的,是我们心怀恐惧的奋力抵抗。」(《轻》,76)

在一座座观景台上,所有人同时感到孤独,同时无助,渴求理解。这时,昆德拉写下一份「无谓之书」,希望读者能理解他对于「无谓」的哲思。但很可惜,他的概念与写作元素在前作也使用过了,甚至连「重複自己」这个概念,也在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的「永劫回归」[8]概念里写过了。在首次读书会时,提出过的「遗作」概念,这时就无比适用──昆德拉正进行一次写作生涯与人生的大回顾:在历史之中,他自感走向何处。

但即便是无意义,这小说里也没有完满处理。兴许是由于黑格尔的对立扬弃,以及史太林的「话语权」理论,让昆德拉认为不需要再处理「无意义」。但本文的讨论,还是以一个哲学小故事完结吧。一个创办了「无意义学会」的人正在招生,他的要求是参加者必须要交出一封无意义的信才能入会。时间过去一周又一周,还是没人能加入。为甚幺?因为只要让人入会,那信就变得有意义了。而《无谓的盛宴》,只要一旦举行,它就变得有了意义──无意义不再成立。无论昆德拉如何书写,如何辩护,这组对立,这组「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它」的「生命本质」,也不能算深刻。《无谓的盛宴》,也显然及不上诸多前作。

注释:

[1] 本文引用文本如下:

米兰.昆德拉,《无谓的盛宴》,皇冠,尉迟秀译。以下标记为「无」。

米兰.昆德拉,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,皇冠,尉迟秀译。以下标记为「轻」。

米兰.昆德拉,《搭车游戏》,中国和平出版社,高兴译。以下标记为「搭」。

[2] 在〈轻〉中,昆德拉也会以「我的朋友」称呼主角托马斯,亦有极多「外音」,即作者直接向读者说明写作动机,或分析人物行为等。与《无》不同的是,作者不会插入物象、事件等,干涉故事世界的逻辑与走向。

[3] 在《约翰逊字典》里,约翰逊加入了「not」一词。

[4] 读书会后,也有另一组比较有趣的讨论。关于卡缪一直否认他是存在主义者,但作品又处处显出存在主义思考。那幺,他是否应该被评为「存在主义作家」呢?荒谬性的显示无疑带着存在主义,那幺,《无谓的盛宴》又是否应被归类为存在主义作品呢?

[5] 苏联政治笑话是流行于前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笑话。来源不一,有来自东欧共产国家的,也有来自美国、西德的。笑话主要讽刺苏联领导人、政治、经济和生活状态。而史太林在当中的形象,多为残暴猜忌等负面性格,赫鲁晓夫则是无知、鲁莽等。

[6] 「加里宁格勒」原名为柯尼斯堡,意思是国王山。格勒的意思是城市。哲学家康德一生都住在这座城里。

[7] 黑格尔的唯物辩证法其中有「对立统一」,有三个阶段:对立、扬弃、提升。而本文提及的扬弃,指的是昆德拉弃去「无谓」与「有谓」的对立,提升到「语话权」的讨论层次。

[8] 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中,昆德拉引用尼采的「永劫回归」,以无穷重複的时间空间来说明「轻」之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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